机遇便进取，凭着道义得到重用，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庆幸的。世道不好时运不好就避开，避开也是符合道义，又有什么不幸可言！所以伯夷饿死首阳山，也并不后悔，因为他抛弃了他所鄙贱的东西，而保持了他所认为可珍贵的东西。幸福萌生时是相当细微，如游丝；灾祸初发之时也是相当微弱，如尘埃。因为祸福萌发之时总是细微不明显，所以百姓忽略不当一回事，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见微知著，预见事物的未来，所以古书中说到：“鲁国送楚王的酒不如赵国献的酒醇厚，可赵国邯郸反而被楚军包围；华元宰羊慰劳部队，因忘了多舀点给御手，结果被御手出卖，遭郑军擒捉而危及宋国。”

英明的君主实行赏罚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利益。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无功劳的人，便不给予赏赐；违背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，便不加惩罚。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：“有德的人接受我赐封的爵禄，有功的人接受我赏赐的田宅。 而这二条没有一条符合，所以我无法赏你。”楚庄王的这些话可以称得上不违背常理呀！楚庄王拒绝了共雍的邀赏，没有赏赐给他任何东西，但给了他一种要争取获赏的勉励，也算是一种赏赐。

周代达到道治标准，殷商政治是好的，好的政治又未必能达到道治的标准。具有至德水平的圣王是不会满足于行的通的政治，也不会只限于只要是“好的”能问心无愧就够了，他是蕴怀着德而遵循着道，能使君民融洽愉快而臣民却不知这快乐是君王给的。

占据天下，拥有君位的君王是够多的了，但只有齐桓公、晋文公出名；泰山上留有的古代七十二个帝王祭坛，但只有三王为人称颂。君王不对臣下提出苛烦的要求，臣下也不凡事依托君王。从自己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，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，而且后世的人也会称颂他的伟大，这样不出家门就能成就事业、彰显光明，当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地。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被流放中仍坚持礼节，一般的人也能做到这点，但无法能超过他的美名，这是因为一般的人无法拥有像孝己这样的胸怀和境界。

行为适宜而充满义节的是君子，贪图私利而忘乎义节的是小人。具有智慧的人有所获得而不辛苦，次一等的人是辛劳但不劳累不堪，再次一等的人是终身劳累痛苦而又不愿辛劳。古人品尝滋味而不贪食，今人贪食而不懂品尝，制作歌乐来修饰一般的声音，但是修饰出来的音乐还是难以达到教化的作用，就是配上金石丝竹协助演奏，还不足以达到教化的最高境界。使人们尊崇道、实行义，那么改变他们的喜怒、取予情，就像草随风倒一样容易。

周朝召公在养蚕、耕种的季节里放宽刑狱、将在押犯释放出来，使百姓都能返回家园从事农业生产；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，以此作为条件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。所以圣人办事处事，均能做到进退不失时机，这就如同夏天换穿葛衣、上车拉着绳索一样自然而然。

老子拜商容为师，商容张开嘴吐出舌，使老子从中领悟到“守柔”的道理；列子向壶子学习，从形影相生，形亡影不伤的现象悟出“持守为后”的道理。所以圣人不处事物之先，然而却能控制万物，这有点像堆积柴薪，后放的却压在先放的上面。

人应该以基本的道义去爱人，用善良正直的语言去团结人，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强盛自己。所以，如果德泽恩爱施布广泛，这威力就遍及深远；如果缺乏仁义，想用武力镇服人的作用就很小了。

吴国产的铃铎因为发音响亮而终被自己的铎舌撞破，蜡烛油灯因为能照明而终将自己熔尽销毁。虎豹因有美丽的皮毛而招来射杀，猿猴因为敏捷而招刺杀。所以子路因为骁勇而死于卫国的战争，苌弘因为智谋聪慧而被杀害。这些人都是能依靠智力去认识事物，但却不能做到虽有大智而自知之明。所以走在险道上的人是不能走直路的，穿过深山老林的人总要走不少弯路，夜间行走时眼睛看不清，只得伸出双手摸索着行进。事物各有它适宜的范围，聪明有时也未必有用处。人如果是通过黑暗迷惑而达到光明悟醒的，是可以和他谈论至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