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镇的农家茅舍。弄虫人中不乏钱袋鼓鼓的玩家，他们讲究的是吃喝娱乐一条龙；多数虫贩一住就是两三个月，小酒儿也得天天喝，这就使得宁阳生产的“蟋都酒”得以畅销；捕虫需要特制的工具，畜虫需要陶瓷器皿；来被誉为“蟋都”的宁阳一游，总得留个纪念，那胸前印有“中国宁阳”字样的中华蟋蟀采集衫，自会成为走俏品…

一虫带来百业兴，小虫儿咬活了大经济。近几年，宁阳农民每年卖虫收入达七八千万元，而十万弄虫大军扔在宁阳的票子多达三四个亿。

小精灵的身价在其所产之地，年见腾贵。继1998年鲁北宁津一虫卖得9800元的高价之后，2000年宁阳一虫又卖出18000元的天价。

宁阳乡饮镇南卫周村有一菜农，前年秋某日，在其栽种的一亩黄瓜塑料大棚里，忽然发现架下秧上爬满蛐蛐，便忙唤亲朋前来帮助捕捉。一亩黄瓜虽被折腾得架散棚破，但棚中的蛐蛐却卖得4万余元，创出一亩地里的蛐蛐胜过20亩黄瓜的单位面积产值的纪录…

蛐蛐这小精灵身上所生发出的金钱的磁场，既牵引着捕虫者身躯上的每一根纤维，也激活着众多玩虫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。

宁阳虫的捕捉时间大抵从处暑开始，持续到白露后的一周左右。2000年的捕虫旺季，我二进宁阳观看泗店镇及肥(城)兖(州)公路那20华里长的虫市之后，也目睹过此地农人夜间和白日捕虫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黝黝的秋夜，沉沉的夜幕像黑丝绒般笼罩着田野。我在磁窑镇一土岗上伫立静观。

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许，岗下的田埂地堰上，便有一拨拨、一群群的青男壮夫，人人头戴矿灯、身着迷彩服、手持捕虫网、肩荷装蟀器具，猫着腰，步捷身轻地或钻入墓地老林，或潜入豆丛谷垄，或匿身玉米田中。盏盏矿灯若流萤，似鬼火，在暗夜里忽明忽灭…

夜色愈来愈浓，秋禾已披满露珠。草儿花儿都睡了，连遥挂天际的星星也在打盹儿，而夜捕人却捕兴正酣。此时，蟋蟀的鸣声分外清晰。捕虫行家都深悉，上品虫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时才开始鸣唱，它们的鸣唱虽然高亢洪亮，音传数里，但叫声暂短，且间隔时间长，捕虫人必须有足够的灵敏和耐心…

东方作曙，夜捕人才渐渐收兵，虽然他们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湿，脸上沾满泥尘，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。

翌日下午，我在伏山乡一片刚刚收割了的豆田里，又目睹了农人白日联手捕虫的场面。

豆茬地东西两侧的田边上，各站有二百余名壮汉。只听“哎嗨”一声领呼，两边的壮汉们同时发出的有节奏的“嗨嗨”声。伴着响遏行云的“嗨嗨”声，那石夯般沉重的齐步跳，震得大地簌簌发颤…此时，避光而昼栖的小精灵们正在土穴中鼾鼾沉睡，受此巨大惊扰，如同满月小儿听到霹雳，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。于是乎，小乖乖儿纷纷跃出小小洞穴，仓皇出千逃。这时，立在南北两侧的“娘子军”和“童子军”适时出击，捕捉急蹦乱跳、失魂落魄的小精灵，人们不分雄雌，不辨优劣，尽将蛐蛐一一擒捉于水桶之中。包围圈越来越小，最终来了个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…

这情景，这场面，与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虫“信条”大相径庭。

捕虫本是玩虫人的一项极具雅趣的夜间户外活动。真正的虫迷，听到上品虫的几声夜鸣，会激动得全身发抖，连气儿都透不过来。有时为捕获一只名虫而又不伤其须爪，稔熟蟋蟀有着归穴性的玩虫人，常是一夜未获，三夜伫候，甚至等四五个晚上方能如愿…

面对眼前这“大兵团作战”式的竭泽而渔的捕虫场面，我不忍心责怪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兄弟，他们近似疯狂的捕蟋，也许是被一个“穷”字逼的！且这不近常理的狂追滥捕，毕竟还是靠体力去获得酬报；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，是靠权力的贪占而自甘自肥！

当然，我的心同时也在隐隐作疼——

蟋蟀作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，那声动梁尘的鸣唱，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经变了味儿，在某些捕虫人、虫贩乃至赌徒们的耳中，小精灵们那“曜曜，曜曜”的音韵，已变作金钱！金钱！金钱！

六

在商品社会中，商家赚钱的诀窍，常是把一种名产从丰富之地贩到稀少之区，并使其价格由低廉变得昂贵。

如果说宁阳、宁津等山东名虫产地的农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转，那么一些大中城市的虫市卖虫卖得更是水沸火烫。

作为近代全国斗蟋中心的上海，民国时期，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马路(今称福州路)。当时四马路街两旁，有百余家虫铺虫店毗连一起，卖各种虫具的货栈商楼，也挨梁接柱。阴文的、阳文的、挂牙子的、带流苏的各色卖名虫、卖古盆古罐的招牌，令人目不暇给。三教九流，风从云集，阔老逸少，流连其间。被租界中的洋人，称之为“东方一大人文景观”

80年代以来，蟋事暗潮初涌时，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数处蟋蟀非法市场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上海市政府因势利导，于1987年将浏河路定为蟋蟀合法市场，见蟋市人满为患，又于1993年一下辟出文庙、曹安路、旱桥、昆明路、本溪路等五大蟋市。其中尤以文庙为盛。

1998年秋，我到上海出差时，曾一睹文庙蟋市的火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