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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虫(5/10)

“促织三拗”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:一是斗蟋在交斗时,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;二是雄、雌蟋交配时,雌蟋压在雄蟋背上;三是交配后的雄蟋,斗时情绪亢奋,变得更加勇猛…

辨别蟋之鸣声,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。令人嗟讶称叹的是,历代“九段捕手”及高超的玩家,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,在一片蟋鸣中,他们竟能分得出: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“呜叫声”;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“警戒声”;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“竞斗声”;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“求爱声”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“做爱声”…

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,越矣,显矣,著矣,精矣,绝矣。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、刘侗、李石孙辈再世,他们足可挟其著述,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,去客串讲授——“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”的知识,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,也能名至实归。

在蟋蟀文化中,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:历年斗蟋,每岁产生的虫王,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《功虫录》。录中,对每秋“殿试”中跃过龙门的“虫状元”、“虫将军”皆“诰封”赐名,并对虫的形貌、体长、身重、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,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。述后,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。

清《功虫录》载,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,即被“诰封”为“骁勇大虫王青金翅”对该虫,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,其三云:

项阔头圆体像奇,

青金翅背美容仪。

诸雄胆破仓皇北,

清口威名竹帛垂。

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,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“嗜痂成癖”的折光。

天地间,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。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,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,故被称为“百日虫”它们钻土为穴,以五谷杂粮为主食,间啜其它昆虫。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,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。然而,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,尤其从唐代开始被“召进”皇宫后,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,也虫分五等,身有九级。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“阶级的差距”生活的差别。

皇族鼎贵,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,对小虫儿的吃住,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。金编银铸的小笼,玛瑙雕成的虫楼,碧玉镂镌的虫室,无不小巧玲珑,精美绝伦。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“人不如虫,虫比人贵”的喟叹。

至宋代,玩家们渐次发现,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,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,让其改为盆居。在英语中,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。而小虫盆居,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。从宋平章盆(“平章”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)、元至德盆,到明宣德盆、清慈禧的御用虫盆,其盆体、盆盖上,莫不描金绘彩,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。盆体、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,或仿青铜,或摹汉魏,或肖脸谱,或雕云鹤,或镂狮球,或刻龙描凤…在不大的虫盆上,魏紫姚黄,争奇斗艳,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。

皇室里的虫盆中,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,饮水用的水盂,居住婚配用的铃房,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,皆由官窑烧制,其图案之精美,颜色之绚丽,足也令人眼花缭乱。

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。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,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;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,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,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…—.

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“诗、书、画、镂、塑、雕、铸、锻、烧”于一体的虫盆、虫具汇聚一起,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。

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、大收藏家、学者王世襄老先生,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,在《秋虫篇》一文中,不乏风趣地写道:“…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,在罐子里走一遭,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,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,跳上过笼,长啸几声,悠哉!悠哉!”

我常想,自宋至清,皇族显贵为蟋事,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,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!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,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,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、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,戳成碎片…

《论语》中说: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又云:“智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,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、行为、习俗、信仰、思维方式、感情状态之中,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“蟋蟀文化”里。以松竹喻人格,以牛马比君子,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,来阐释做人的道理。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“三德”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:“鸣不失时,是其信也;遇敌必斗,是其勇也;寒则归宇,识时务也;伤重致死,是其忠也;败则不鸣,知耻辱也。”但这种声音,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,毕竟显得力弱音微。



中国的蟋蟀文化,不谓不博大精深;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,今人咀嚼起来,很难分辨它是涩,是甜,是酸,是辣…”



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《斗蟋随笔》,实际上是一本近代“功虫录”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,全国斗蟋决出的“功虫”计有26只。因《斗蟋随笔》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,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,其中山东虫占17只,宁阳独占8只。作为一县之地,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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