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缕一缕地聚散离合。远处是纱厂,隐隐约约地传来机器的轰鸣声。
是啊,所有的人都在生活,有的轻松,有的忙碌,轻松也好,忙碌也罢,但都是有滋有味的生活。只有他,成了被命运戏弄的弃儿,满脸憔悴,满腹辛酸,满身臭汗。
他不是有意失踪的,他也压根儿没打算失踪,他就是想出来走走。只不过,这是他参军后第一次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营房。他没想到要请假,请不请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今天中午,连长正式找他谈话,要他做好复员的准备。而在此之前,他已经从辛副参谋长和彭副政委乃至团长任广先、政委杨万辉那里得到暗示,他再也没有可能提干了,因为在上前线和从前线回来之后,已经从战斗骨干里提了几十个干部,另外还从军校里分配来了二十多个干部,现在干部严重超编,一个团的干部,分给一个半团差不多都够用了。更重要的是,军委下了红头文件,今后军官全部来自院校,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。
天啦,仅仅过了十个月,一切都变了,那一班车他没赶上,那就只能永远地被甩下了。
可是,他甘心吗?当然不能。
范辰光在草地上卧了半个小时,站了起来,在站起身来的那一瞬间,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句歌声——起来,饥寒交迫的人们;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…
他又开始漫步,一边漫步,一边哼哼这两句歌词,这样哼着,他觉得心里好受多了。这两句歌词就是为他写的,就是他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,坚定,不屈,悲壮,英勇。是的,他要站起来,他就是全世界最受苦的人,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出倒下去又站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,更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一个受苦的人站起来是怎样的一种壮怀激烈。
他想他受的苦够多的了,他生活在一个拉板车的农工家庭,从上小学起,他就为交不起学费而无数次蒙受同学们的讥笑和老师的呵斥。他不是没有上过中学,他上过初中一年级,但是由于家里没有粮食让他带到学校去,他吃过红薯叶子,吃过学校菜地里的烂菜帮子,甚至在中午别的同学开饭的时候,他独自溜到小镇上,到小饭馆里偷剩饭吃,在他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他没有营养,他在初中一年级只读了二十二天半,他是在饿得受不了了,才回家跟着父亲拉板车,一天挣五角钱。可是,这二十二天半的初中生涯在他的档案里没有记载,他想方设法让人记载了,又成了他弄虚作假的罪过,从此把他的命运前途拖向泥潭。
二十二年后,当范辰光身陷囹圄的时候,他对前去探视的岑立昊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来:“你知道你比我多什么吗?你什么都不比我多,你就是比我多了一样东西,基础。我缺的就是基础,打从我爹操我娘,把我操出来那天起,我就永远地失去了狗屁基础。你是地形专家,你看看那山,你是阳面的一棵树,这就决定了你比我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。而我就是一粒落在阴面的种子,太阳永远背对着我,你那里已经春光明媚了,我这里还是积雪未化。我没有长成青苔就算幸运了,我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,我是一棵弯弯曲曲的树,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畸形吗?让你从石头缝隙里往外长,让你永远浸泡在潮湿阴暗的土壤里往外挣扎你试试?“
1979年10月23日下午,从4点20分开始,范辰光在266团西边六公里处,同十八世纪奥地利工人作家欧仁·鲍迪尔心心相印,达到了灵魂深处的交流。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了《国际歌》: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一切全靠我们自己…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…
这首歌让范辰光心潮澎湃热血沸腾,他禁不住哼出声来,而且越哼声音越大,最后干脆放声歌唱,当唱到“这是最后的斗争,英特纳雄耐尔,就一定要实现的”时候,他重复了十几遍,而当唱到“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,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”的时候,他感到身体里面有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,唱着唱着,泪流满面。
在辽阔而空旷的傍晚,他的歌声飞得很远很远,洇过一片金色的晚霞,在天幕的记忆里永久储存。
6点46分,辛中峄开着吉普车找到了他。
六
岑立昊一跤摔出一段爱情故事。
那一跤把他的右脚腕彻底摔坏了,原来安的钢钉不仅失去了作用,而且也成了需要手术清除的一部分。这样的手术师医院做不了,就到驻地野战医院103医院住院治疗。医生给他重新安了一些零件,并警告他说,不能再乱动了,再乱动必瘸无疑。就是不乱动,痊愈之后恐怕也是两条腿长短不一。这下把岑立昊吓坏了。走起路来两条腿长短不一,那就有损军威了。再往深处想,恐怕还不仅仅是有损军威的问题,弄得不好,落个残废,就要转业了。
岑立昊老老实实地住了两个月的院。当然,坏事也可以变好事,这两个月正好可以复习参加高考。虽然当了干部,但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,到处都是高考声。就连那些明知不可能考进大学的人,也着手投考函授刊授电大夜大之类,文凭热就是那个年代掀起的高xdx潮。岑立昊本来底子就厚实,当然不甘心长期戴着高中生的帽子。而且他的眼光还高,要考就考清华大学或者中国科技大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