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者之一。

一个合理的问题：那么早，他能看出有问题吗？

要知道，当时绝大部分人对“文革”是看不清楚的，相反，都心悦诚服地，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，以为自己是错的，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，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。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，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，有不同的是非判断，断然采取了不参加、不合作的态度。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。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。

那么，老舍先生呢？

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，对“文革”持断然不同的看法。

这很奇特。

但，这是事实。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，是星期日，这一天，我回过家，和大妹舒雨一起，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。

这一天，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，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。

认真，是指内容；形式上还是随便的，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。

我，那一年，已经三十一岁，大妹二十九岁，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。我们在父亲眼里，从来都是孩子；但是，在外表上，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，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，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，和我们行握手礼，直呼我们的学名，不再叫小名，好像暗示给我们，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，我尊重你。

他这个“五四”时代人，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，他的名言是：

“不许小孩子说话，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。”

那天的谈话是由“红卫兵”上街“扫四旧”做起的。“八·一八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“扫四旧”风起云涌。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，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，连“四联”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，不准照，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。

舒雨说：“爸，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。…”

小玩艺者，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，它们可能也是“四旧”吧。

父亲不容她说下去，斩钉截铁地，大声地，一字一蹦地，说了五个字：“不，我绝不收！”

以后的话，都是他的。

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，连连续续，大概是深思熟虑的，观点非常鲜明，并不费力，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，一会端出一盘来。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，完全无法插嘴。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，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，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。

“是谁给他们的权力？”

…

（他明知故问，是谁发动了“红卫兵”他是在问吗？不，他在怒，他在反抗！）（而且，这样问，也是犯大忌的，这也明明白白的。）

“历史上，外国的文化大革命，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，文物遭到了大损害。”

…

“又要死人了！”

…

“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。”

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，都是真实的故事。

一位死于“三反五反”运动，另一位死于“镇反”运动。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，可惜，我们都记不住，好像一位姓纪，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，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，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，有所怀疑吧，结果，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，一头栽进了什刹海。

都是自杀。

都是投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