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，她知道怎样从他的声调中，甚至从他衣服的气味中察觉出她们。近来她在他书桌上发现一份撕坏的报纸，上面他用笔草草记下一个日期。自然，这可能包括各种约会，比如一次乐队排练，或同代理人的一次会晤。但是整整一个月，她除了在想那一天同克利马幽会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外，其它什么都想不进去。整整一个月她都未曾睡过一次好觉。

倘若她对不可靠的女人世界如此恐惧，她难道不能在男人的世界中得到安慰吗？

这几乎不可能。嫉妒往往会使女人把狭窄的聚光投到一个男人身上，而所有其他男人都消失在漆黑一团的背景中，克利马夫人陶醉在这种痛苦的聚光中，她对世上所有男人都视而不见，只除了一个人：她的丈夫。

她听见钥匙在门上转动的声音，接着她丈夫出现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。

她起初感到一阵快活，但是立刻就产生了怀疑：他干吗现在就带花束来，明天不才是她的生日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"你明天不在家吗？"她问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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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他在她生日前夕献玫瑰花，井非一定意味着他明天不回家，但是她那过分的敏感，长期的警惕，无穷的猜忌，使她总能预先察觉丈夫的隐秘。每当克利马感觉到这种可怕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在暗中窥伺他，要将他剥得精光，他就觉得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疲劳抓住。他恨这种眼光，他确信，如果他的婚姻受到什么威胁，那便是这种该死的、捉摸不定的眼光。他总是认为（怀着一种问心无愧的对立情绪），即使他对妻子有什么欺骗，那也是出于想爱护她，使她免受无谓的烦恼。他确信她是在自寻烦恼。

他看了一眼妻子，她脸上露出猜忌、忧郁和不祥的神情。他很想把花束往地上一扔，但他控制住了自己。他知道在未来的几天里，他的自制力还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。

"你不介意我的花献早一点了吧？"他说。妻子注意到他语气里的怒气，她摇摇头，开始给花瓶里上水。

"该死的社会主义。"克利马说。

"你说什么？""这样太痛苦啦，他们指望我们义务开音乐会，一点报酬都没有。每天他们都带来一些新的借口，今天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，明天是革命的周年纪念日，后天又是庆祝某个要人的生日。如果我想把乐队维持住，就得附和这一切。你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给我套上了什么？"

"什么？"她无精打采地问。

"一个地方委员会的女人在排练时跑来，然后教训我们，什么是允许演奏的，什么是不允许演奏的，最后还想骗我们为共青团义务开音乐会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的，明天，我还得去开一整天愚蠢的会议。在会上他们将喋喋不休地大谈音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，一整天都泡汤了，当然，你的生日也被他们剥夺了！"

"我不相信他们会要你在那儿呆到晚上！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