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标和尺度，力求实现城市整体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最优结合。再者，就经营效益讲，政府经营是不计成本的，这样的效益又怎么算得清楚？同志们，也许有的同志会觉得我的发言太学究气，是就理论探讨理论的。其实不然，我认为，这既是个理论问题，又是个实践问题。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，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走弯路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。省委是全省的‘统帅部’，我们这些人肩负的责任，要求我们必须是马列主义理论家，必须有清楚的政治头脑…”

曹仲伯的发言结束后，会场上一时沉默了下来，出现了少有的冷场。这在以往的省委常委会中，是绝无仅有的。

“兴邦书记，我请求发言。”郭醒世静默了一会儿，觉得有必要申明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曹仲伯对“经营城市”观点的指责，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要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他，进而抹杀他的政绩，对他予以致命一击。郭醒世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一定要奋起反击。

钟兴邦见郭醒世要求发言，便点头同意了。

“同志们，大家都了解我郭醒世，我确实文化程度不高，如今在仕途，大学学历实在微不足道。所以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草根学历，草根干部。理论功底嘛，也谈不上有多高多深。我是在实干中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摸索前进的。经营城市的理论，在国内市长中，是我先提出来的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不想隐瞒，也没有必要回避。但是，说实话，这一理论不是我发明的。城市能不能经营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也是被实践证明完全可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城市必须经营。也许是理念的差别，也许是我们长时间处于农业社会，总之，我们的城市经营理念不如西方。记得多年前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的是英国人在规划一片城区时，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走在前面。排水系统最先建设，而且空间很大。随后的各类管线均可沿排水系统的墙壁而布，从而减少了后期的破坏。我们则不。我们的公共服务系统是跟在地面建设的后面，况且有许多更是远远落后于建设的进度。一个小区，居民已经入住多时了，各项服务设施还未到位。以至于今天你挖开路面处理排水，明天他又挖开处理供水，后天我再挖开处理管线…总之，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大拉链，谁都可以随便打开，从不考虑是否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带来了不便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国家贫穷，花钱得有计划，有一分钱才办一分钱的事，在处理问题时难免留下后遗症，不得不今天建明天修。而今呢？今天的决策者恨不得这一任花光下一任的预算。为了政绩，怎样豪华怎样来，但为什么对公共设施的投入还是跟不上？为什么还是前面建后面挖呢？当然，这种情况不只是某地特有，这在我国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，一天不见挖沟反倒觉得不正常了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条：一是建在地下的公共设施，人们看不见，显不出决策者的政绩；二是投资者舍不得投入，政府只好修修补补过日子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我们的城市经营理念不同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真正建立在为居民着想这一点上，没有顾及人的利益，在城市建设上只注重物，却忽视了活生生的人。因此，我们的经营理念必须改变，要以人为出发点，首先考虑人的方便。只有如此，才可减少‘扒路军’的存在，才可以杜绝今天建明天挖现象的发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