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不到血祭的,一定是这三个大臣。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。齐景公修筑雍门,建造路寝高台,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,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,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。”
有人说:孔子的回答,是亡国的论调。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,孔子却劝说叶公“使近者高兴,远者归顺”,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。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,无功可以得赏,有罪可以免罚,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。法制败坏,政治就会混乱,用乱政治理乱民,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。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,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。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,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,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,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,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。尧的贤明,列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六王之首,然而舜搬徒一次,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,结果尧失去了天下。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,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,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?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,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;从小事上实行轻罚,所以民众没有大乱。这就是《老子》说的“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,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”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,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,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;犯罪的人一定受罚,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,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。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,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,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。“最高明的君主,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”《老子》这话是说,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!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?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,劝君主取悦近者、招徕远者,也可以作罢了!
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,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,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,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。假使哀公知道孟孙、季孙、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,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,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,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。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,结果自己被杀,遭人羞辱。吴王夫差认为太宰{喜否}聪明而伍子胥愚蠢,结果被越国所灭。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,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,这是让哀公有夫差、燕王哙一样的祸患。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,臣子自会争相进用;不自以为谁是贤人,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。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,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,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,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,不隐瞒贤人,不推荐不贤的人。既然这样,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?
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,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,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,而独自在上面节俭,结果仍不免于贫穷。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,那么即使是桀、纣也没他那样奢侈。齐国方圆三千里,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,这样就比桀、纣还要奢侈了。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,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,什么是节俭。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,叫做灾难;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,叫做混乱;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,叫做贫困。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,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;尽力办事,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,君主一定了解,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;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,君主一定知道,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。这样的话,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,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,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,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,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,并非当务之急。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,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,那就是要了解下情。下情了解得清楚,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;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,奸邪就无从积累;奸邪无从积累,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;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,公私就会分明;公私分明,朋党就会离散;朋党离散,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,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,下情了解得清楚,就心明眼亮;心明眼亮,赏罚就公正;赏罚公正,国家就不贫困。所以说,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,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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