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胜思慕。”从前韩非的《储说》刚传来，司相如的《虚赋》刚写成，秦始皇和汉武帝恨不能和他们相见；但是后来相见了，结果却是韩非下狱，司相如被冷落：这不显然可以看是对同时人的轻视吗？至于班固同傅毅，作品成就本来差不多，但班固却讥笑傅毅说：“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个停止的时候。”曹植评论作家时，也贬低陈琳；丁廙请他修改文章，他就称赞丁廙说话得；刘修喜批评别人，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的田：那么，曹植的偏见就很明显了。所以曹丕说“文人互相轻视”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还有楼护因有才，便居然荒唐得要评论文章，说什么司迁曾请教于东方朔；于是桓谭等人都来嘲笑楼护。楼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，信说就被人讥笑；何况作为一个文人学者，怎么随便发议论呢？由此看来，有见识超而不免崇古非今的人，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；有才华卓越而抬自己、压低别人的人，那就是班固和曹植；有毫无文才而误信传说、不明真相的人，那就楼护。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酱坛盖，这难是多余的慨叹吗？

文学创作是作家的内心有所活动，然后才表现在作品之中；文学批评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，然后再到作家的内心。从末追溯到源，即使隐微的也可以变得显豁。对年代久远的作者，固然不能见面，但读了他的作品，也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了。难担心作品太奥吗？只恐怕自己见解太浅薄罢了。弹琴的人如果内心想到山和，尚可在琴声中表达自己的心情，何况文章既用笔写来，其中的理怎能隐藏？所以读者内心对作品中理的理解，就像睛能看清事的外形一样：睛清楚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形态不能辨别；内心聪慧的话，就没有什么理不能明白。然而世俗上认识不清楚的人，刻的作品常被抛弃，浅薄的作品反而有市场。因此，庄周就讥笑人们只听庸俗的《折杨》，而宋玉也慨叹雅的《白雪》不被人欣赏。从前屈原说过：“我内心诚朴，而不善于表达，所以人们都不知我的才华众。”能认识众的才能的，只有正确的评论家。扬雄曾说他自己“内心喜刻的、博洽的、绝华丽的文章”，那么他不喜浅薄的作品，也就由此可知了。只要是见解刻，能看到作品意的人，就必能在欣赏杰作时获得内心的享受；好像天登台所见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，音乐与味可以留住过客一样。据说兰是全国最香的，人们喜而佩在上，就可发更多的芬芳；文学书籍则是国家的华，要细细味才懂得其中的妙。一切愿意正确评论作品的人，还是特别注意这些吧。

只有弹过千百个曲调的人才能懂得音乐，看过千百宝剑的人才能懂得武；所以全面评价作品的方法，就是必须广泛地观察。看了峰就更明白小山，到过大海就更知小沟。在或轻或重上没有私心，在或或憎上没有偏见：这样就能和秤一样公平，和镜一样清楚了。因此，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，先从六个方面去观察：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裁，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词造句，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自己的创新，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，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，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。这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，那么，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来了。

（三）

总之，三十万斤重的大钟，只有古时乐师夔和师旷才能制定。满箱的好书，就依靠卓越的评论家来判断。郑国的音乐会使人走歧途，千万不要为它迷惑听觉。惟有遵守评论的规则，才不致于走错路。

麒麟和獐，凤凰和野，都有极大的差别；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；光之下显得很清楚，能够辨别它们的形态。但是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，楚国人竟把野当凤凰，魏国老百姓把玉误当怪异的石，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宝珠。这些的东西本不难查考，居然错误到这地步，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本来不易看清楚，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？文学作品十分复杂，内容与形式织而多样化，欣赏评论者又常常各有偏，认识能力也不全面。例如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打起拍来，喜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会跟着走，有小聪明的人看见靡丽的文章就动心，好新奇的人对于不平常的事就觉得听。凡是合于自己脾胃的作品就称赏，不合的就不理会；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，来衡量多多样的文章：这真像一个人只知向东望去，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墙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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