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古者哲后临朝，明王创业，必先华夏而后夷狄，广诸德化，不事遐荒。是以周宣薄伐，至境而反；始皇远，中国分离。陛下诛灭昌，威加西域，收其鲸鲵，以为州县。然则王师初发之岁，河西供役之年，飞刍挽粟，十室九空，数郡萧然，五年不复。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，终年离别，万里思归。去者资装，自须营办，既卖菽粟，倾其机杼。经途死亡，复在言外。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，所遣之内，复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为国生事。昌途路，沙碛千里，冬风冰冽，夏风如焚，行人遇之多死。《易》云‘安不忘危，治不忘。’设令张掖尘飞，酒泉烽举，陛下岂能得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？终须发陇右诸州，星驰电击。由斯而言，此河西者方于心腹，彼昌者他人手足，岂得糜费中华，以事无用？陛下平颉利于沙，灭吐浑于西海，突厥余落，为立可汗，叶浑遗萌，更树君长，复立昌，非无前例，此所谓有罪而诛之，既服而存之。宜择昌可立者，征给首领，遣还本国，负洪恩，长为藩翰。中国不扰，既富且宁，传之孙，以贻后代。”疏奏，不纳。

贞观四年，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，颉利统属的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，于是，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。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：“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安置在五原郡边附近的办法，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，这样，既可以保留原有的落编制，作为中原的屏障，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、不改变他们的习俗，以便实行抚政策。如此，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，二来可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。我认为，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。”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。秘书监魏徵却决反对说：“匈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，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，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。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，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，因此没有将他们死。依臣之见，应当把他们发到黄河以北地区，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。秦汉时，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，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，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，在那里设置郡县加理。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，并且降兵达几万，乃至十万之众，几年以后，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，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边，离京城如此之近，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，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。”温彦博反驳说：“天对于万事万，不天上飞的，还是地上长的，只要归顺，都应该收养。如今突厥兵败，余前来归降，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，反而弃他们于不顾，这不是天的襟。我虽愚钝，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，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。常言：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，要常怀仁之心，那么终将不会有叛发生。”魏徵据理力争地说：“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，胡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，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外，晋武帝不听，几年之后，胡落势力大增，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，前车之鉴不远。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，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，将养虎为患，贻害无穷啊。”温彦博又说：“我听说，圣人之无不通达。突厥的残余落，前来投奔我们，以保全命。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，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，选他们的首领，派卫兵驻守那里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，激大唐的恩德，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汉代光武帝在位时，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，

译文

不礼大国诏使，遂使王诛载加。若罪止文泰，斯亦可矣。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，所谓伐罪吊民，威德被于遐外，为国之善者也。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，常须千余人镇守，数年一易。每来往替，死者十有三四，遣办衣资，离别亲戚。十年之后，陇右空虚，陛下终不得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。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，臣未见其可。”太宗不从，竟以其地置西州，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。

至十六年，西突厥遣兵寇西州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闻西州有警急，虽不足为害，然岂能无忧乎？往者初平昌，魏征、褚遂良劝朕立麴文泰弟，依旧为国，朕竟不用其计，今日方自悔责。昔汉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，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，朕恒以此二事为诫，宁得忘所言者乎！”